創造論與進化論

  前面幾章已經提到,自從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後,進化的思想象野火一樣迅速在思想界、科學界蔓延,對《聖經》所啟示的創造論提出空前的嚴重挑戰。雖然《聖經》的歷史性已被考古學的證據充分證明,不少人仍把進化論當作科學真理,認為創造論不符合科學,是無法接受的。進化論成為許多知識份子接觸、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阻攔。在談論信仰時,不能不涉及創造論和進化論的論戰。

  有關這方面的專著中,潘柏滔博士所著的《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對進化思想的發展史、達爾文進化論的證據、基督徒對進化論應有的態度等都有詳盡、全面的論述,資料豐富,分析中肯,值得認真閱讀。由於創造論和進化論涉及面很廣,本章僅就筆者自己在思考過程中認為比較重要的層面加以闡述,與大家分享。


一、進化論是尚未被證實的假說

  進化論被寫進很多書堙A不少學校也在課堂上宣講進化論。人們自然會認為進化已是事實(the fact of evolution),認為進化論是科學定律。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進化論並不是科學規律,它只是達爾文基於他觀察到的一些現象而提出的一種假說。這個假說並沒有被證實,目前正受到嚴重的挑戰。

  上一章談到,科學研究(尤其是實驗科學)的物件所必備的一個條件是重複性。宇宙、生命、人類的起源是已完成的事情,無法重複,故已超出科學研究的範疇。宇宙是進化來的還是由神創造的這一問題,科學無力作答。對此,進化論學者和創造論學者都有相當的共識。

  亨利'莫瑞博士(Dr. Henry M. Morris)指出:“最近再版的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序言堙A英國進化論領導人之一的生物學Mathews教授承認:‘相信進化與相信特殊創造完全一樣 -- 兩者都被信者確定為真,但至今卻沒有辦法能加以證實’”1

  所以,進化論只是一種假說,一種沒有被證實、也無法用科學研究的方法加以證實的假說。這一點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二、兩種模式

  既然進化論和創造論不能用科學方法證明或否定,關於起源的看法是憑信心而不是憑眼見建立的。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客觀地、合乎科學地來討論起源問題。因為我們的信心不應該是憑主觀意願或輕率、盲從的,而是基於對客觀事物的觀察、分析和思考而建立起來的。基督徒接受創造論是因為他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語,相信《聖經》是完全無誤的。《聖經》明白地教導說,“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一1)。同時,他們也確信,神啟示人類的兩本書 -- 《聖經》和大自然決不會相互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一定會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宇宙萬物是神創造的而非無目的地依機遇進化來的。

  為便於分析比較,我們可以建立兩種關於起源的模式,即進化模式和創造模式。進化模式是:宇宙是一個無始無終、自給自足的封閉體系;其中有自生自長的律,使一切可以由簡到繁、由紊亂到有序、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地進化、發展;這種進化、發展至今持續不斷。創造模式是:宇宙萬物由超然的造物主所創造和維護;現在,創造過程已完成,進入了護持階段。本章將著重討論有關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或“物競天擇”)等方面的科學觀察及成果。現代科學的資料更符合哪一種模式,那麼,該模式可以作為較正確的模式予以接受。


三、熱力學定律

  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是科學界公認的宇宙普遍規律。能量守恆定律是說,能量可以由一種形式變為另一種形式,但其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會減少,是琠w的。二十世紀初愛因斯坦發現能量和質量可以互變後,此定律改為能質守恆定律。這個定律應用到熱力學上,就是熱力學第一定律。這一定律指出物質和能量既不能被消滅也不能被創造,一度曾被無神論當作宇宙永恆的根據。

  熱力學第二定律是描述熱量的傳遞方向的:分子有規則運動的機械能可以完全轉化為分子無規則運動的熱能;熱能卻不能完全轉化為機械能。此定律的一種常用的表達方式是,每一個自發的物理或化學過程總是向著熵(entropy)增高的方向發展。熵是一種不能轉化為功的熱能。熵的改變量等於熱量的改變量除以絕對溫度。高、低溫度各自集中時,熵值很低;溫度均勻擴散時,熵值增高。物體有秩序時,熵值低;物體無序時,熵值便增高。現在整個宇宙正在由有序趨於無序,由有規則趨於無規則,宇宙間熵的總量在增加。

  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宇宙不是在進化,乃是在退化之中。曾長期在美國西北大學執教的物理學家貝克博士(Dr. Edson Peck)指出,“我們的宇宙中熵值有增高的傾向”,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象一個發條逐漸慢下來的大時鐘” 2。誠然,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一些暫時逆熱力學的自然現象,如生命現象。動、植物由受精卵開始,從簡到繁、從不分化到分化,最後成為一完整的動物或植株。之所以說“暫時”,是因為這些動、植物最後也要衰老和、死亡和解體。

  暫時逆熱力學的生命現象需要兩個必備條件。第一是要有藍圖或指令。這就是在精子和卵子的DNA中所攜帶的來自父母雙方的遺傳基因。在這些基因的調控下,一顆綠豆發芽長成一株綠豆苗,雞蛋孵化後成為一隻小雞。第二是要一個能量轉化系統,以供給發育時期所需的能量。光合作用、消化作用、血液迴圈和呼吸作用等都是這樣的轉化系統。

  進化論者認為,地球是開放系統,可以不斷從太陽吸收能量以彌補在熵增高的過程中所消耗的能量,因而進化與熱力學第二定律並不矛盾。但是,他們把能量的多寡與能量的轉化相混淆了。問題不是太陽是否有足夠的能量維持進化過程,而在於太陽的能量怎樣用來維持進化過程。如果把一頭野牛放進一家瓷器店,野牛用它巨大的能量在店內作功的結果只能是一場破壞。同樣,如果蓋一座樓房沒有設計圖紙,沒有建築師統一指揮,乃是讓各種機器自由運作,讓人們把水泥、磚頭隨意堆砌,樓房根本無法蓋成。

  如果進化是宇宙的普遍現象,那麼在宇宙中一定有宏大的指令系統和能量轉化系統,使萬物能逆熱力學第二定律,由無序到有序、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地進化。但是,人們在宇宙中找不到這樣的系統,故進化的模式是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直接相衝突的。

  創造的模式則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相吻合。起初神創造天地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創一4)。這告訴我們神起初創造的世界是冷熱分開的低熵世界。世界被創造後,即慢慢開始退化。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提出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但《聖經》早在兩千多年前清楚地指出了宇宙中熵不斷增高的自然趨勢,“天地都如外衣漸漸舊了”(詩一○二 26);“天必象煙雲消散,地必如衣服漸漸舊了”(賽五一6)。

  熱力學第二定律還告訴我們,宇宙不是永恆的。因為按此定律,宇宙的熵值在不斷增高;總有一天,當宇宙各處的溫度完全均勻一致時,熵增到最大值,一切能量都不再能作功,只剩下分子的隨機運動。此時宇宙就到達等溫熱死階段,一片死寂荒涼。這就是宇宙的終點。現在宇宙還沒有進入最後階段,說明宇宙的過去還不夠長;即,宇宙必有一個起始點。宇宙必有起點和終點,不是永恆的。創造模式相信宇宙是神創造的,故宇宙不是永恆的。

  如果把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熱力學第二定律結合起來,可以引伸出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第一定律說:質能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也就是說,宇宙不能自己開始;熱力學第二定律卻說宇宙必定有一個開始。這樣,宇宙只能有一個不受第一定律支配的超然的開始。這樣的開始不可能是自然進化而是神超然的創造。


四、宇宙的起源

  雖然起源問題無法直接用科學的方法重演,但科學家們仍在觀察、推理的基礎上對宇宙的起源提出各種假說。現在,大爆炸論被廣泛地接受。李志航博士在《科學對基督教的挑戰》 3 和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洪爐火》4兩本書中對此都有引人入勝的論述。

  宇宙不是永恆的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德國醫生奧伯斯(Olbers)從一個簡單的觀察中提出宇宙不是處於衡定狀態的假說。大家都知道星與星之間的夜空是完全黑暗無光的。奧伯斯首先想到,這說明宇宙中星球的數目是有限的,不能使宇宙的每個角落都發光。其次他假設,由於星球之間的萬有引力,星球之間的距離會越來越小;或者由於什麼尚不清楚的原因,萬有引力會被抵消,使星球間的距離不斷加大,即宇宙可能在膨脹。但這種假說未引起當時科學界的注意。

  本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天文學家觀察到了紅移現象(red shift)。他們發現距地球很遠的星球或星系射到地球的光比離地球近的星的星光弱而且較偏紅色,即偏向可見光中的長波光譜。在聲學上有一種現象叫做都普勒轉移(Doppler Shift):當一個運動物體接近我們時,我們收到的它的聲波頻率偏高;當它遠離我們而去時,我們收到的它的聲波則偏向低頻。一個最常見的例子是,當火車駛進站時,站在月臺上的人聽到它的鳴笛十分高亢;當它離站駛去時,笛聲則變得低沉。因此天文學家們把紅移現象解釋為:遠處射出紅光的星球正在以高速度遠離地球。

  幾年後,愛因斯坦於一九一七年發表了著名的普遍相對論,震動了科學界。一些科學家發現相對論的公式包含有宇宙不琠w的結論。但愛因斯坦不同意此見解,他當時以為自己的計算有誤差,於是在方程式中又加進一個常數,以抵消宇宙有不斷澎漲或收縮的可能性。

  一九三一年,美國天文學家哈博(Edwin Hubble)用當代最大的二百寸天文望遠鏡驚奇地發現在銀河系外還有千千萬萬個天河系,而且這些天河系明顯地不斷迅速向外擴張。在事實面前,愛因斯坦承認他在相對論公式中所加的宇宙常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誤。儘管他感到有些刺激,並認為不盡合理,仍勉強地接受了“宇宙有個原始的必須性”的假說。由於理論和觀察都提供了充分的證據,此後科學界再不懷疑宇宙確實是在膨脹了。

  大爆炸理論的確立

  基於宇宙在不斷澎漲的事實,早在四十年代,旅美俄裔物理學家伽莫(George Gamow)等科學家就預測說,只有一個從近於無限高溫迅速冷卻的宇宙,才能合理解釋質子和中子的融合,以致產生今天這個含73%的氫、24%的氦、和3%的重元素的宇宙;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產生的,在整個宇宙都可以測量到絕對溫度-273oC以上約五度的微光5 。只是,他們的預測並未引起應有的重視。當時,一般實驗室沒有足夠精密的儀器在如此低溫下來偵測這種微波。

  一九六四年,美國電訊公司的貝爾(Bell)研究所的兩位科學家彭茲雅(Arno Penzias)和威爾遜(Robert Wilson)用一種敏感的天線裝置測量銀河系的電波時,記錄到很多雜音。他們一直以為天線有毛病。但天線經過徹底檢查、確保無誤後,這些雜音仍然存在,而且從各個方向測量的結果完全一樣。這種雜音的強度所代表的溫度是-270oC左右。

  與此同時,以狄克(R. Dicke)為首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群物理學家也在尋找太空微波。他們理論計算的結果是,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而來,其遺留的爆炸微波所代表的溫度應是-263oC左右。有趣的是,這兩個研究小組並不相通,而且他們都不知道伽莫等人在1948 年所作的計算。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得知了彼此的研究情況,並認為彭茲雅和威爾遜接收到的雜音正是大爆炸後餘留至今的微波幅射!當他們的研究結果在天文物理學報上發表後,引起強烈震動。其他科學家隨後所從事的觀測和計算,也完全一樣。由於這一震驚世界的發現,彭茲雅等獲得1978年諾貝爾獎。美國太空總署發佈的宇宙背景探測衛星(COBE)在大氣層以上測得的資料表明,宇宙是一個完全的幅射體,與大爆炸論相符。

  此外,根據大爆炸理論,宇宙中最先形成的元素是原子量小於7的元素,主要是氫和氦。氫和氦在宇宙中的比例的理論推算與現今在宇宙中測定的是吻合的。二十年來,物理學家用核子加速器研究不同核子、粒子高速碰撞的結果,用以推測宇宙形成過程中不同核子的比例,其推測結果也與今天實際觀測的比例一致。

  大爆炸理論是否符合客觀實際,需要進一步被檢驗;宇宙是否有百億年的歷史,也值得商榷;該理論在細節上也存在不少問題。但因它合理地解釋了宇宙的膨脹,找到了大爆炸的直接證據;加之,按此理論推算的結論和在加速器中得到的資料,大都與在宇宙中觀測的實際情況相符。因此,大爆炸理論已成為現今被廣泛接受的理論。

  大爆炸理論的超然性質

  大爆炸理論的觀點、推論和實際觀測結果中,包含了許多奇特、不可思議和超越自然律的部分。對此,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洪爐火》一書中有詳盡論述。我這堨u簡要地舉出幾點。

  第一,現在多數宇宙學家都認為,在大爆炸之前,只有虛無,連時間和空間也沒有。可是,如果什麼都沒有,爆炸怎麼會發生呢?而且,宇宙這種“無中生有”的起源是與熱力學第一定律不相符的。

  第二,前面提到,當一個過程處於初始階段時,冷熱不均衡,熵質很低,然後冷熱趨於均勻,熵值不斷增高。但英國著名天文學家彭羅斯(Roger Penrose)卻提醒人們,原始爆炸的火球原是處於熱膨脹平衡狀態,具有極高的熵值。這又與熱力學第二定律尖銳地對立。

  第三,根據宇宙新膨脹論,在大爆炸發生後的1023秒的一瞬間,宇宙膨脹了10倍,其膨脹速度每秒可高達1031米,遠遠地超越了相對論中的光速極限(每秒3乘109米)。

  第四,現在大多數學者對大爆炸後10-35秒以後的過程已有不少共識,但對大爆炸後10-35秒之內的情況卻根本無法窺測。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溫度極高,可達攝氏10 32度,一切自然律都失去了功效。換句話說,宇宙是在超自然的狀況中產生的。

  另外,我們一般人都會認為,如此劇烈的大爆炸的結果,一定是雜亂無章的,就象炸彈的爆炸一樣。然而實際情況卻大出人的預料。美國太空總署為偵測大爆炸遺留的背景微波幅射而特別發射的衛星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升空後兩年內收集到的資料表明,宇宙每一個方向的背景溫度幾乎完全一致,只相差萬分之一凱爾溫度!到一九九二年,科學家從該衛星收集到的幾億個測量資料中發現,它們只相差萬分之三度!也就是說,大爆炸所產生的微波細浪是出奇地均勻、平滑!這是大大超乎人們的想像的。更奇妙的是,正是從這極微小的不均勻中,各種元素、星雲、星系得以產生,形成今日的宇宙!

  加拿大天文學家Hugh Ross指出:科學家們發現,為在宇宙中形成生命所需的必須物質,宇宙中的很多特徵一定要被精細微調。他在書中列舉了人們已發現的二十五種特徵。這些特徵之精確,使人瞠目。比如,宇宙的膨脹率不能與現今的膨脹率相差1055分之一!又比如,宇宙中電子與質子數目相等的精確度的誤差是1037分之一,否則宇宙的電磁力就將克服各種引力,使星體不能形成。1037分之一是什麼概念呢?Hugh Ross有一個形像的比喻。把十億個北美洲大小的面積鋪上硬幣,從地球一直鋪到月亮那麼高,其硬幣的總數就約為1037。把其中一個硬幣塗上紅漆後,再混到硬幣堆堨h。在這個堆塈鋮麭o枚紅漆硬幣的可能性就是1037 分之一!隨著對宇宙精妙的不斷認識,科學家們不能不面對宇宙的創造者。“某人精調大自然”、“超智慧”、“耍弄”、“無可抗拒的設計”、“上帝的手”、“最終的目的”、“ 上帝的思想”、“優美的秩序”、“非常精密的平衡”、“超然聰穎”、“超自然結構“、 “超自然機制”、“合身裁剪”、“超然存在者”、“神工斧鑿”等等,已成為天文學家們描述這位造物主的常用語6。宇宙必有一個開始,一個超越自然律的開始。這個結論與進化的模式無法協調,卻與神創造宇宙的創造模式完全吻合。

  宇宙的起源和科學家的信仰

  筆者過去以為,並相信現在很多學生、學者仍然以為,科學研究的結果是最客觀、可靠的,因為科學家是不偏不倚、完全公允地從實驗、觀測資料中得出結論的。可惜,事實並非如此。這堜h且不論那些不時被曝光的偽造實驗資料的醜聞。對一般科學家而言,由於世界觀和信仰不同,在科學研究中總會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重視或偏愛自己所預期的結果,會接受和堅持那些證據並不十分充分、但符合自己世界觀和信仰的假說或理論。真正要做到客觀、公正,敢於在真實面前修正自己的觀點是相當不容易的。這在宇宙起源的研究中也看得很清楚。

  不少受人文主義影響的科學家堅持宇宙永恆、自然演化的無神論觀點。在紅移現象被發現、推測宇宙在不斷膨脹的假說提出後不久,愛因斯坦推出相對論。當別人指出相對的公式中含有宇宙膨脹結論時,愛因斯坦不接受,以為自己的計算有誤,所以特引進一個宇宙常數以消除宇宙膨脹或收縮的可能性。雖然現在有些科學家認為,作為一種反重力的因素,愛因斯坦的這個宇宙常數是可能存在的(參見《Reason’s to Believe》,Third Quarter/1999, Vol/l No/3, P. 3),但當年愛因斯坦加上這一宇宙常數,並非出於科學的洞見,而是信仰的支配。因為他不願意相信宇宙有個開始。所以,在他公開承認失誤,接受了宇宙在膨脹、宇宙必有個開始後,心堣晰P到彆扭。他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說:“宇宙膨脹之說,對我有點刺激。”“承認這些證據的可能性,似乎不合理。”不過,這位科學巨匠是值得欽佩的,他畢竟有承認錯誤的勇氣。

  宇宙膨脹獲得充分證據後,伽莫等科學家早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就提出大爆炸論的假說,但不受科學界青睞。一九四八年三位英國天文物理學家邦迪(Herman Bondi)、高特(Thomas Gold)、和荷爾(Fred Hoyle)提出宇宙衡態論(Steady State),認為宇宙雖在膨脹,但宇宙可以從一個尚不知曉的地方不斷產生新物質(可能是氫),以填補宇宙膨脹後留下的空間,使宇宙的平均密度保持不變。此假說並無充分的事實依據,但因它既能解釋宇宙的膨脹這個事實,又表明宇宙不需要有個開始,因此立即獲得科學界的廣泛支持。可見,世界觀有時比事實更重要。

  現在,大爆炸理論已站住腳跟,衡態論已失去優勢。但仍有科學家不願接受宇宙有個開始的結論。於是又有人提出一種新的假說:循環論(Oscillating Theory)。這個假說承認宇宙是由大爆炸而來,宇宙在膨脹之中;但由於萬有引力,有一天宇宙不再膨脹,進而開始收縮,密度和溫度不斷增高後,複變成原始火球,於是又發生大爆炸。如此膨脹、收縮,周而復始,所以宇宙仍然不需要有開始。循環論也並沒有什麼事實根據。李志航博士在《科學對基督教的挑戰》一書中指出,循環論面對兩大難題。第一,除非宇宙的物質再增加十倍,否則沒有足夠的萬有引力可以阻止宇宙的膨脹。第二,根據物理學和熱力學的理論計算,如果宇宙真有不斷膨脹收縮的週期,每一週期中光子對核子的比例會越來越大;如果宇宙無盡地膨脹--收縮迴圈,今天光子對核子的比例應是無限大,但這顯然與事實不符。

  當然,也確有不少科學家在研究宇宙起源中進一步認識了神。因發現大爆炸余留的微波幅射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彭茲雅(Penzias)就公開表示,《聖經》的記載和當前天文學的最佳科學佐證不謀而合。當美國著名的Lawrence Berkeley實驗室的科學家于1992年發現大爆炸遺留的微波幅射是那樣均勻雅致,那樣精美絕倫時,他們說這好象是親眼看到了神一樣!如第五章所述,大衛斯(Paul Davies)、荷爾(Fred Hoyle)等科學家的無神論世界觀正在改變之中。神一直藉著《聖經》和大自然向人們啟示他自己。凡真誠尋求真理的科學家都能認識他。


五、生命的起源

  在生命起源問題上,創造論和進化論的觀點也截然不同。創造的模式認為從原始到高級的各種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從其類造出來的;生命只能源於生命,各種生命皆來自永生的神。但進化模式卻認為生命是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由無機物變成有機物,由有機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質,最後演化為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產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樣,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已經完成,無法重複,故已超出了科學研究的範疇,無法直接用科學方法闡明。現在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比較一下這兩種模式在生命起源方面的合理性。

  米勒的實驗

  一九五三年,生物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發現了去氧核醣核酸(DNA)的雙螺旋結構,揭開了生物遺傳的秘密。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 L. Miller)從無機物中製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須的物質,被認為是支持生命由無機物逐漸進化而來的“無生源論”的重要科學證據。

  米勒當時是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他模擬人們認為的在生命出現以前的原始地面氣層的成分,在一個燒瓶中加入氫氣、甲烷和氨等還原性氣體和水蒸氣。將燒瓶密閉後插入兩支電極,通電後可以產生電火花。七天後,他從燒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機物,其中竟有幾種氨基酸!他的實驗結果轟動了科學界。因為蛋白質是由氨基酸組成的;按恩格斯的說法,“蛋白質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質,生命的產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人們以為米勒的實驗所揭示的也許就是生命從無機物起源過程中的重要一步,證明生命是進化論而來的。四十多年來,米勒和其他人用類似的實驗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溫、震動波等,從還原性氣體中獲得了更多種類的氨基酸、葡萄醣、核醣、以及核酸所含的幾種鹼基等生物體內的重要有機物。

  然而米勒的實驗並不象當時許多人預想的那樣,拉開了創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對米勒的實驗的意義,人們提出愈來愈多的質疑。比如,關於反應物的濃度問題。米勒實驗中所加入的反應物(各種還原性氣體)的濃度遠遠高於原始氣層中這些氣體的實際濃度。反應物濃度低,則這種由無機物生成有機物的合成反應就難於進行,或者一旦合成後立即又會分解。

  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的同事們所假設的原始氣層環境計算,米勒實驗中製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氣層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達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擴散到三十英尺深的深海中才不致被紫外光破壞。

  再則,有人推算,米勒實驗中的電火花在兩天內提供的能量相當於原始地球表面四千萬年所接受的能量的總合。也就是說,米勒在燒瓶中觀察到的化學反應,在實際原始氣層中是難於發生的。

  李志航博士指出,“怪不得連從事此項研究的Brooks與Shaw兩人都得承認:‘這些實驗宣稱是無生物的合成結果,實際上卻是借著有高度智慧與活生生的人精心設計而成功的。’” 堅持進化論觀點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一本書內也坦承地說道:“我們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導致生命來源的化學進化過程?這個問題可能沒有答案。就算一個活細胞在實驗室婸s造出來,仍不能證明自然界在數十億年前採用同樣的步驟”7

  另外,許多生命所需的物質都有光性(光通過這些物質時會被折射)。醣類都是右旋的,生物所必需的二十種氨基酸全是左旋的。但米勒等人得到的氨基酸卻是右旋和左旋各占一半。由對等的左、右旋的氨基酸變成全部左旋的氨基酸,很難用隨機機制來解釋。

  然而,米勒實驗遇到的最嚴重挑戰卻是關於原始大氣層的性質問題。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原始大氣是還原性的,沒有氧氣存在。由無機物合成氨基酸等的實驗也是在無氧狀態下進行的。如果有氧氣存在,這種合成作用或者不能發生,或者分解作用超過合成作用。

  近一、二十年來關於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資料指出,地球的大氣層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氣等還原性氣體,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無人駕駛的海盜號(Viking)太空船在火星登陸後發現,火星沒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卻有氧化性的氣層。因此,地球的原始氣層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雖然對於大氣中含多少氧氣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機物的形成尚無定論,若地球的原始大氣層中確實含有氧氣的話,米勒等人的實驗的意義就當完全重估了。

  DNA的形成

  退一步說,即使米勒等人的實驗確實在原始大氣中實際發生過,也就是說,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氣中由無機物產生,這離生命的起源仍然還有遙遠的距離。生命有許多特點,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陳代謝(metabolism)和繁衍後代(reproduction)的能力。這兩種能力都來自於DNA的功能。生物的新陳代謝是由基因調控的。基因是DNA的片斷。除少數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繁殖外,絕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複製進行繁殖。所以,要產生生命,首先要產生DNA(或RNA)。最簡單的生物噬菌體(專門吃細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個外殼和內含的DNA分子組成的。但DNA的自然形成面臨著兩大難關。

  DNA本身並不複雜,是由四種不同的核亙酸相聯而形成的長鏈。複雜的是DNA分子中這幾種核亙酸排列的順序(Sequence)。DNA正是借著這四種核亙酸的不同排列順序產生了不同的基因,並由此產生不同的蛋白質及其他生命所必須的化合物,進而發展出不同的生物性狀。正如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樣,這四種核亙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然而這些巨大的排列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種可能性是可以產生第一個生命的。隨機產生這一正確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難明瞭了。

  梁斐生博士曾引用過一九六七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愛根博士(Manfred Eigen)的演講中所說的話:“一個含有221個核亙酸的分子,其複雜程度的數學量等於這些核亙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總和一共是4221(4的221次方)或者是10133(10的 133次方)”,而“10105 個這樣的分子就足以充滿整個宇宙!”這10133次隨機組合之中,只有一次組合是可以產生第一個生命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讓這10105個分子隨機組合,令組合的速率為每秒一萬次(104),假設宇宙的年齡為三百億年(1018秒),那麼,從宇宙形成到現在,一共可以產生的組合方式是10127次(10105x1018x104),還不足以產生一個有正確核亙酸排列組合序列的DNA分子8!

  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的資料,最簡單而“有生命”的蛋白質分子至少含有四百個氨基酸。也就是說,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個核亙酸組成的DNA分子使該蛋白質能夠產生。人們在最簡單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幾千個、而不是221核亙酸。可見,無論宇宙的年齡有多長,“進化”速率有多快,單靠隨機組合而產生第一個生命所必須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其次,DNA分子形成時,需要各種黴的參與;而黴是一種蛋白質。但是,蛋白質要在DNA鏈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象“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問題一樣,在第一個生命產生之際是先有DNA分子呢,還是先有這種DNA形成時所必須的蛋白質(黴)呢?答案是,必須兩者同時形成,缺一不可。憑機遇單是形成DNA分子已幾乎無可能,更何況還要靠機遇同時形成各種黴聚合。如果一定要用進化的、隨機產生的觀點來解釋第一個DNA分子的形成,未免太牽強了。

  化石的證據

  如果生命真是從無機物逐漸進化而產生,然後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不斷進化的話,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這種進化的證據。可是化石的證據對進化論的觀點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質和古生物學界,把寒武紀早期(約5.7億年前)作為“隱生宇”和“顯生宇”的分界。因為在寒武紀之前的地層幾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紀早期,幾十個門(Phylum)的動物的化石突然同時出現,被稱之為“寒武紀生命大爆炸”。這是進化論無法解開的一個死結。

  詹腓力博士(Dr. Phillip E. Johnson)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化石記錄問題之中使達爾文主義者最頭痛的難處是‘寒武紀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大約在六億年之前,幾乎所有動物的‘門’(Phylum)同時在地層中出現,完全沒有達爾文主義者必須有的祖先的痕跡。正如道斯所說,‘這些動物化石就好象有人故意放進去的一樣,完全沒有進化的歷史可以追尋。’達爾文在世時還沒有證據顯示寒武紀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種起源》中承認‘這現象目前仍未能解釋,而且的確可以用來作為有力的證據打擊我現在要討論的觀點。’達爾文又說,如果我的學說是確鑿的話,‘寒武紀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滿各種活物’” 9

  但古生物學研究的結果正與達爾文所預期的相反。本世紀以來在加拿大哥倫比亞省發現的伯基斯(Burgess Shale of British Columbia)動物群,澳大利亞弗林斯德山脈發現的埃迪卡拉(Ediacarans)動物群和一九八四年在中國雲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縣發現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進一步證實,在寒武紀,大量的動物門類同時突然出現,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變,無進化痕跡可尋。一些古生物學家報導說,他們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認為在三十億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細菌、藍綠藻等)的化石。此類化石有時是難以分辨真假的。即使這些化石是可靠的,這些原核生物與寒武紀突然出現的複雜的真核動物之間無任何進化關係。

  進化論者的一種推測是,寒武紀動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軟體動物,很難形成化石。但這種推論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伯基斯葉岩中有很多軟體動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許多動物的軟體組織如胃腸、口腔、神經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一九九五年四月在中國南京召開了“寒武紀生命演化大爆炸、環境和資源國際討論會”。與會者高度評價了我國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同時,《人民日報》(海外版)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表了紐惟恭的題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矚目〉的評論文章。文中寫道:“近十年來,該所(指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筆者注)對澄江化石生物群進行了系統的綜合性研究,採集了成千上萬的珍貴化石標本,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學界的轟動。研究表明:寒武紀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發性重大事件,現代生命的多樣性起源於此,又經過幾次重大突變演化而成。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可能對傳統的進化論是個動搖。”

  接著,《人民日報》(海外版)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又發表了另一篇署名為丁邦傑的評論文章:《向進化論挑戰的澄江化石》。文章說,“十九世紀,英國科學家達爾文創立了著名的生物進化論。其中一個核心論點便是:生物物種是逐漸變異的。但是,經科學家長期研究發現距今5.3億年的寒武紀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現了從單樣性到多樣性的飛躍。於是,‘寒武紀生命大爆炸’的命題被提出來了,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堙A這一命題難以被充分認識。”

  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在頭版新聞報導說,中國古生物學家在“寒武紀生命大爆發”的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發現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動物“昆明魚”和“海口魚”。報導說:“寒武紀生命大爆發是地球三十八億年生命演化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生物創新事件,它在不到地球生命發展史1%的‘瞬間’創生出了 90%以上的動物門類。”(可詳見Nature雜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號所載的專文)

  多年來,達爾文的進化論在中國被視為不容質疑的科學真理。今天這種“闖禁區”的文章能在中國最權威的報紙《人民日報》登載出來,意義深遠。這說明,一批誠實、嚴肅的科學家基於研究結果,已開始衝破各種思想束縛,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觀事實的權威理論挑戰。我相信,這僅僅是開始。

  地球的生命來自外星球?

  由於生命由無生物逐漸進化而來的“無生源論”或“生物自生論”的觀點遇到上述許多無法逾越的難題,不少科學家開始放棄了這種觀點。李志航說:“怪不得因發現核酸DNA結構而世界聞名的Crick氏這樣說:‘每次當我寫一篇關於生命來源的文章後,總發誓以後絕不再寫這類文章,因為猜想的東西太多,確知的事實太少了。’ (可惜,發了誓以後他還繼續寫!)”10但其中一些人仍不願接受神創造生命的創造模式,轉而提出“生物外來論”(Panspermia)的假說。Francis Crick也說過:“若生命沒有藉自然程式來開始,除非我們贊成特別創造的論點,否則生命必始於他處,並將地球殖民地化”11。科學家們一直在隕石中找微生物,但至今沒有成功。原以為火星很可能有生命,但無人駕駛的太空飛船一九七六年在火星登陸後發現火星是生命的荒漠,連水都沒有。美國太空總署並不灰心,又先後向月亮、金星、水星、土星和海王星等發射了飛船,結果仍使人失望。即使如此,科學家們又把希望寄託在太陽系以外的外太空。不少人相信,外太空可能有高級智慧生物,並由他們把原始生命送給地球的。美國國會於一九八九年撥款一億美元,用以“尋找外太空智慧”(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的計畫。

  尋找外太空智慧並非無稽,筆者對UFO等也有濃厚興趣。但是,如果在諸多事實面前仍堅持排除生命有超然起源的創造論的觀點,轉而求助於外太空生物,並不能解釋生命起源的終極原因。即使有一天科學家真的證明了地球上的原始生命來自外星球,我們仍會面對我們今天所面對的難題:外星球的原始生命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六、自然選擇面對的困難

  達爾文進化論的中心思想是自然選擇或物競天擇。它主要是說,生物都不斷發生變異,不斷產生新的性狀。有的變異更具有競爭能力,有的則不利於生存。這樣,在眾多的變異中,適合環境的物種就被保留下來,不適應者就被淘汰,即所謂適者生存。久而久之,生物就不斷由低級向高級進化。可是,達爾文關於自然選擇的觀點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理論上和實踐中的難題。

  進化的原料和動力

  分子生物學興起後,一些學者開始尋求進化論的理論基礎。他們認為,因為在自然界,生物的基因在不斷發生突變(mutation),基因突變導致生物性狀發生變異。也就是說,基因突變是進化的原料,自然選擇則是進化的動力。這種被稱之為“新達爾文主義”的論點乍聽之下很有道理,但卻經不住推敲。的確,基因突變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但突變的速率很低,在每一代中只有10-4∼10-6。更重要的是,這些突變中99%以上都是致死的或有害的。這種有害的突變為何能成為進化的原料呢?

  有人會爭辯說,雖然99%的突變有害,總有1%或千分之一的基因突變是有益的;這些有益的基因突變經漫長歲月即可導致進化。這種爭議是缺乏根據的。前面已談到,即使以每秒鐘十萬次的重組速率,三百億年中尚無法自然形成一個最原始的生命的DNA分子,在短短的幾十億年的地球歷史(姑且說有幾十億年之久)中,以這樣低的無害的基因突變速率怎麼可能完成從細胞到人的進化過程呢?

  把自然選擇作為進化的動力,理論上也講不通。自然選擇只是使適者生存。自然選擇只是一個被動的“篩”而已,並無主動的導向的功能。物種變異加上自然選擇,可能增加物種橫向的多樣性。如象一支白毛雞演化為黃毛、花毛雞等。這些雞處於同一“進化”水平,只在橫向增加了亞種、變種等。但自然選擇沒有把生物縱向地由低等進化到高等的功能。正象前文談到的,這種由單到繁的進化過程是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自然選擇本身既沒有能量轉換系統又無藍圖或指令系統,故暫時逆熱力學定律而導致生物進化是不可能的。

  進化的方式:連續式還是跳躍式?

  按照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思想,物種的變化是各種微小變化的累積,進化應該是連續不斷的。但這種設想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在自然界,各類生物之間都是有明顯區別的。如果進化是連續的,生物分類將無法進行。現行的分類法就是根據各生物類群間差異的大小將它們分為門、綱、科、屬、種等類的。這種分類單位不完全是分類學家主觀的意念,也有一定的客觀標準。比如說,關於“種”的生物學定義,其中一條便是,種間雜交不能產生後代或即使產生後代,後代卻沒有生殖能力。雖然在植物中有遠緣雜交的實例,這一條在動物中似比較嚴格。比如,馬和驢交配後可以生騾子,獅、虎雜交也可生子,但其子皆無生育能力。所以,馬和驢,獅和虎屬於不同生物種。現存生物類種間的明顯區別與連續進化的學說是矛盾的。

  是不是那些在連續進化中產生的中間類型,因不適合環境而死亡,因而導致現存生物之間性狀的不連續性?假如果真如此,一定會有相當數量的中間類型的生物的遺體在化石中保存下來。然而,化石記錄中所看到的,也同樣是物種性狀的不連續性。地質學中各種地層和地質時代的劃分主要是根據所謂“標準化石”。標準化石的特點是數量多、分佈廣、易於認別和只存在於較短的地質時期之中。由於不同地層的標準化石全然不同,地層的劃分、不同國家、地區的地層之間的比較、等同才有可能。如果化石的性狀是連續性漸變的,地層和地質年代的劃分就無從談起。

  除了在實踐中暴露出的無法調和的矛盾外,進化的方式問題的爭論更反映了進化論者在進化理論方面的嚴重分歧。大家都知道,很多生物器官都需要各種恰到好處的配合才能正常發揮功能。眼睛就是最好的例子。眼睛由眼瞼、眼毛、眼膜、晶狀體、視網膜等精細的結構組成,有感光細胞將光刺激轉化為電訊號並將它們迅速傳到腦部,在腦的指揮下使眼能迅速和準確地對外界刺激作出反應。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級的照相機無法企及的。但按進化論的觀點,眼睛的結構與功能也是一點點地進化來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與大腦的聯繫等怎麼都那麼湊巧地同時進化到這樣準確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其中任何一部分配合稍差一點,眼睛就無法起作用。試想,在進化過程中,10%,50%,甚至99%進化程度的眼睛如何發揮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難用進化來解釋的。

  達爾文本人對此也相當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書的第六章〈理論的難題〉(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的“極其完美和複雜的器官” (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and Complication)這一節中,他直言不諱地寫到,“眼睛有調節焦距、允許不同採光量和糾正球面象差和色差的無與倫比的設計。我坦白地承認,認為眼睛是通過自然選擇而形成的假說似乎是最荒謬可笑的。”(To suppose that the eye with all its inimitable contrivances for adjusting the focus to different distances, for admitting different amounts of light, and for the correction of spherical and chromatic aberration, could have been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 seems, I freely confess, absurd in the highest degree.)

  在《物種起源》發表以後,他仍坦誠道,“到目前為止,每次想到眼睛,我都感到震駭。” 其實精妙器官何止是眼睛!腦部、心臟、消化系統、循環系統、神經系統、肌肉系統、骨骼系統、生殖系統等也都是非常精密、複雜的,也是一點差錯也不允許的,同樣也很難用自然選擇來解釋。

  基於這種理論上的困難和中間型物種的缺乏,全力支持達爾文的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曾私下多次勸告達爾文接受跳躍式的進化觀點,並警告說,“你這樣毫無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絕無大躍進的觀點,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難之中”12 。但按達爾文的看法,大躍進(或大突變)進化,如眼睛的突然形成,就等於是一個神跡。而達爾文深知,他的學說最具吸引力、最獨到的地方乃是比較科學化、拒絕一切科學無法解釋的超然主義,用純自然的觀點解釋生物的起源;他只有用漸進、微小的變化來解釋複雜的大變化,才能持守他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立場。他明確地說:“如果有人能證明,任何現有的複雜器官,不可能是從無數連續的、微小的突變而來,我的學說就得完全瓦解了”13。他給他的朋友、著名地質學家賴爾(Charles Lyell)的信中對跳躍式進化的觀點持嚴厲批評的態度,“如果我的自然選擇理論必須借重這種突然進化的過程才能說得通,我將棄之為糞土。……如果在任何一個步驟中,需要加上神奇的進步,那自然選擇理論就不值分文了”14

  達爾文用滅種的假說使自己擺脫困境,堅持連續進化的觀點。他說,那些進化的中間環節的生物因不適應環境而滅亡,保留下來的生物之間則顯示出進化的不連續性。倘若達爾文的這種解釋是正確的,一定可以找到許多被絕滅的中間環節的生物的遺體。如果說當年因化石資料尚不充分,可以使這種假說勉強過關的話,那麼一百多年後,在充分的化石證據中根本找不到大量的絕滅的中間類型的痕跡的今天,達爾文的連續進化思想,進一步被進化論者置疑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如果是跳躍式的大突變的進化,一方面自然選擇的漸變理論將被推倒,另一方面卻無人能對這種大突變的原因找出令人滿意的答案。詹腓力指出,“細察之下,大突變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它本身只不過是進化論與特別創造論之間毫無意義的中間路線。正如道斯所說,你可將《聖經》中記載的人在塵土中被造看作大突變。從化石的證據看,大突變就是說新物種不知為何從無變有。以科學理論來評價,‘大突變式的進化”就是當年達爾文首先指稱的:垃圾!”15連續、漸進的自然選擇理論既站立不住,跳躍的大突變主義又缺乏立論依據。進化論正陷入空前的危機中。

  進化的過程:均變還是突變?

  十八世紀末期,哈頓(James Hutton)出版的《地球概論》(Theory of the Earth)一書標誌著近代地質學的開端。哈頓在該書中系統地闡述了“自然劃一原則”(The Principle of Uniformitarianism)。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天乃是解釋過去的鑰匙。”也就是說,藉著對現今地質現象的觀察來解釋地球發展的歷史。現代地質學的奠基人、英國地質學家賴爾(Charles Lyell)在他的著名的《地質學綱要》(Principle of Geology)一書中進一步完善了“自然劃一原則”,認為所有地球的變遷乃是由現今的自然過程經過漫長的時間逐漸積累而成。

  與均變說相反,以法國古生物學家居維頁(Baron George Cuvier)為代表的災變學說(Catastrophism)認為,地質記錄所顯示的乃是多次因天災引發的突然劇變而非連續的均變。賴爾與達爾文是同代人。賴爾的均變論能提供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所需要的漫長的歷史時間。達爾文推出《物種起源》後,賴爾的均變論逐漸被普遍接受。然而,化石的證據對均變論是相當不利的。

  化石記錄顯示,很多生物突然同時絕滅,然後很多新種突然同時出現,接著是一段長期穩定的時期。其中最著名的兩次物種大絕滅是二疊紀大絕滅(Permian Extinction)和“K-T” 大絕滅。二疊紀是一個地質時期(被認為約在2.5億年前)。在那次絕滅中,海洋中百分之五十的無脊椎動物的“科”(Family),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動物的“種”一同絕滅。K-T表示白堊紀(Cretaceous)和第三紀(Tertiary)這兩個地質時期的交界處。恐龍在白堊紀(被認為約在六千五百萬年前)非常多,但進入第三紀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到現在為止,恐龍絕滅之謎仍未解開。多數證據趨向於認為是天災(如大量的殞石撞擊地球等)所致。人們的常識也不利於均變論。比如說,煤是植物的遺體形成的,而石油是動物的遺體變成的。世界各地都常常發現大片大片的煤田和含油的岩層。說明在這些區域,動、植物是同時大量死亡、同時被埋藏在地下的。物種形成後是相對穩定的。“活化石”清楚表明這一點。“活化石”是指人們先在化石中發現,其後方知至今仍然活著的生物。銀杏 (Ginkgo Biloba) 和水杉屬植物(Metasequoia) 是中生代(The Mesozoic) 的著名松柏類植物,有完整的化石記錄。幾十年前才知道,這兩類樹在中國仍然活著!這些活樹與化石相距一、兩億年(按同位素測年法)之遙,兩者的性狀卻無差異。腔棘魚(Coelacath)也是這樣的活化石(見後述)。

  中間環節的缺失

  一般人都以為,化石為進化論提供了充分依據。其實,達爾文主義的最大困難正是化石的證據。進化論最大的敵人不是宗教領袖而是研究化石的專家們。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不久,在德國的一個石灰岩層發現一個動物化石,被取名為“始祖鳥”(Archaeopteryx),兼具爬行動物和鳥類的特徵,被認為是由爬行類進化到鳥類的中間類型。進化論者為之雀躍,以為進化論已找到充分的證據。然而達爾文本人十分清楚,化石的證據顯明中間類型的缺失,對他的理論是致命傷。但他推諉於化石記錄的不完全。

  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科學家們已發現許多保存相當完整的地層,對其中所保存的化石也作了深入而系統的研究,中間類型的化石仍難尋覓。如果動物真是從無脊椎到脊椎動物,從魚類到兩栖類、爬行類,然後再到鳥類和哺乳類這樣進化來的,那麼中間類型的活物或化石應該隨處可見,俯首皆拾才對。如果說達爾文當年尚有藉口,那麼今天的進化論者面對化石的難題再不能自圓其說了。

  更有甚者,像始祖鳥、腔棘魚(Coelacath)這兩種著名的中間類型的化石現已得而復失了。始祖鳥的某些爬行動物的特徵(如前肢有爪),已在今天的活鳥中發現 16。其次,原以為始祖鳥是半爬半飛的;現據其爪的形狀,已被認為是一種已能棲息在樹上的鳥17。第三,中國科學家近年在遼寧省發現了與始祖鳥同期的現代鳥的化石,說明始祖鳥並非鳥類的祖先 18 。由上述發現,始祖鳥已失去鳥的祖先的地位。腔棘魚化石的骨骼粗壯,而且胸鰭中有小骨;古生物學家推想:一旦胸鰭變為前肢,就可以登陸,變成兩栖類了。一九三八年,漁夫在西印度洋捕獲一種魚,其骨骼與腔棘魚化石幾乎完全一樣。然而,它根本沒有適應陸地生活的任何生理特徵(如肺等)19

  不管怎 說,始祖鳥、腔棘魚多少沾一點“中間類型”的邊兒。相比之下,骨骼在外、肉質部分在內的軟體動物(如蝸牛、蛤蚌等)是如何翻個個兒變成骨骼在內、肉質部分在外的脊椎動物的,一點線索都沒有。由單細胞生物進化到軟體動物的證據也找不到,連藉口也難尋。

  按自然選擇理論,適者生存。達爾文說:“如果我們看每一種生物都是從另一種不知名的生物傳下來的話,那麼它的父母及其它過渡期的中間型應該被這新的更完美的新種消滅了。製造新種的同時就消滅了舊種”20。按此,始祖鳥應該比爬行類更進化,而鳥類又較始祖鳥的適應力強。可為什麼比始祖鳥原始的爬行類和比始祖鳥更進化的鳥類現在都存活於世,而唯獨始祖鳥被淘汰了呢?推而廣之,在現今的地球,從最原始的病毒到最高級的人類,各種類型的動、植物都共存著,恰恰中間類型都沒有了;在現存的物種中沒有,在化石中也找不到。這是進化論違反常理之處。符合邏輯的解釋是,這些中間類型的生物也許根本沒有出現過。

  分子生物學的證據

  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使人們可以詳盡比較生物間的大分子的分子結構。基於進化時間與分子差異成正比的假設,提出了“分子鍾”的概念。然而,分子鍾並不支持進化的預期。潘伯滔博士說:“從人類和猩猩中提煉出來的四十三種蛋白質被上述的核酸雜交法、免疫法測驗、電泳測度法和比較氨基酸排列的方法測量後,所得的結論乃是:在同科(Family)不同屬(Genera)的種(Species)中,其遺傳距離比猩猩與人類之間的距離還大得多;而猩猩與人類乃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科”21。錢錕博士也指出:“可惜,除了在微進化上稍微能應用之外,分子時鐘反而使進化論者之間產生極大的矛盾。例如,蛙類形態相似,但蛙彼此之間巨分子的差異,竟然等於蛙類與多類哺乳動物之間的距離。細胞色素C(Cytochrome)是被人研究得最詳盡的蛋白。應用在廣進化上,發現細菌與魚類、昆蟲、植物、甚至與人幾乎等距;與進化的預期完全不符”22

  綜上所述,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的假說與事實之間有很多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這些矛盾變得更加尖銳而不可調和。詹腓力尖銳地指出:“在此我要提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既然達爾文主義有這麼多問題,進化論又缺乏更理論的構架來取代,為什麼我們不重估整個構架?科學家有什麼理由絕對確知所有的生物真是從唯一的簡單生物開始的呢” 23?

  科學還是哲學?

  科學(主要指實驗科學)與哲學的一大區別是,科學要求重複求證。達爾文的進化論則更像哲學。錢錕指出:“詹氏引用朴柏分析科學與偽科學方法比較愛因斯坦與達爾文治學的方法。愛因斯坦不顧一切,大膽預測普遍相對論應有的結果。如果預測與實驗的結果不符,他的學說就有被推翻的危險。達爾文從起頭就沒有提出任何冒險性的實際實驗。他首先以雄辯解除化石記錄並不支援進化的困難。他又依靠人工繁殖以及微進化作為廣進化最終極的證據。所以,這門科學從開始就走錯了”24

  很早就有學者指出,“適者生存”是哲學上的一種“贅述”,一種重複。“適者”與“ 生存”互為因果,因此“適者生存”是合邏輯、打不倒的“真理”。當代達爾文的代言人儒斯(Michael Russ)一九九三年在世界最大的科學組織AAAS會議上宣佈,經過十年法庭論戰,最終承認進化論有不可論證的哲學基礎。當時全場一片死寂25

  儘管有人不願意承認進化論有不可論證的前設,但事實的確如此。進化論的推理是:有相似性狀就有親緣關係,但此推理不一定正確。有親緣關係的生物定有相似性狀;但有相似性狀不一定必有親緣關係。正如,親哥兒倆長得很相像;但長的很相像的未必是親哥兒倆。李志航博士說:“在目前物理學中,所有電子都是一樣的。然而有些電子來自早年的宇宙,有些電子在加速器中產生,有些則出自中子的蛻變。所以不能說它們有同樣一個源頭 “ 26。不同生物有相似的器官、組織、結構、甚至相似的大分子或基因,這可以有兩種解釋:一、它們有親緣關係;二、並無親緣關係,但因要適應類似的生態環境。這兩種解釋都有道理,但都無法用科學求證。且不說現在找不到中間型的生物,即使將來找到了大量中間型生物,進化論充其量也只是一種解釋方法或一種可能性,並不能證明其必然性。


七、創造論與進化論

  前面我們談到了許多關於進化論所面臨的困難。它只是一個假學,一個未被證明、也無法完全證明的假說。那麼,是否因為進化論不對,所以創造論就對了呢?不是。兩者並沒有這種因果關係。進化論的崛起只是百餘年的事,而《聖經》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毫不含糊地宣告了創造論。只因進化論者大肆宣揚進化論是已被證實的真理,並以此質疑、反對創造論,所以,說明進化論的真實情況,僅是為了消除誤解,以正視聽。如前所述,人們相信創造論,是因為相信《聖經》是神的無誤的啟示;同時,創造論也日益在科學研究中展現出它的真實性。前面談到的宇宙的起源是如此,人類的起源也是如此。人是按神的形像和樣式被造、有神的靈的活物(創一26-27,二7)。“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弗四:24);“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三:10)。人有神的形像是指有與神相像的特徵。神是獨一主宰,所以人有相對的自由意志;神是造物主,人有一定的創造性;神是真理,故賦予人理性;神是公義、聖潔的,於是把他的律法寫在每個人心上;神是個靈,所以使人成為有靈的活人,與生俱來就嚮往永恆,尋求敬拜永生神。這些,是人最獨特之處。連無神論者也說,人是“萬物之靈”。這清楚表明,人和其他動物之間有截然區別,有本質差異,其間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別的生物不能變成人,人也不可能是由猿猴進化來的。


八、論戰的實質

  既然達爾文的進化論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如此多的困難,為什麼進化論卻能衝破西方有神論的強大思想體系破土而出並被廣泛接受呢?如果達爾文主義真象前面所分析的那樣四面楚歌,為什麼許多國家的教科書堣敢訇繞i化論而不講授神創論呢?這是很多人的疑問,也曾使筆者頗為困惑。不少人以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能如此迅速地風靡全世界,想必在學術上有獨到之處,有充分的科學依據。這種疑惑是源於一種誤解,以為進化論和創造論之爭是學術之爭,以為是科學上的新發現才使人們由創造論轉向進化論的。其實,進化論與創造論之爭不是學術之爭,而是哲學、信仰、世界觀之爭。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簡略地回顧一下現代科學的發展歷程。

  第五章已談到,在中古時代,亞奡策h德的理性主義雄踞西方科學界、思想界。對亞奡策h德的宇宙觀,周功和牧師是這樣描述的:“至於宇宙論,亞奡策h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五十五個同心圓球所構成。最中心的圓球是地球,向外依次為水、氣、火以及天上星體的圓球。……每個圓球都有靈性,神在最外圈的圓球以外,而產生轉動。這樣的轉動是此圓球對神的吸引的一種反應,帶動整個宇宙各圓球的轉動。如此,神就是使圓球旋轉的終極因” 27。中古教會受亞奡策h德的影響,認為聖經中的神是宇宙的終極因或第一因,同時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由於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說被確立,揭開了以觀察、實驗為主要手段的現代科學的序幕。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人們在拋棄亞奡策h德的地心說的同時,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觀點也拋棄了。雖然在現代科學發展初期湧現出以牛頓為代表的一大批傑出的基督徒科學家,但在現代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反對超然因素,站在純粹自然的立場觀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義(或人文主義)的世界觀逐漸在科學界佔據優勢。牛頓時代,人們都相信神是宇宙萬物和人的創造者。到達爾文時代,神的創造受到懷疑,生物的來源就留下了空白。因此,試圖用物理、化學的自然方法來解釋生命之源的各種假說就應運而生。達爾文並不是進化論的第一位倡導者。在他以前,進化的思想已經出現了。進化思想的產生是對神的信仰衰落的結果。池迪克博士(Dr. Donald E. Chittick)指出:“達爾文曾經歷信仰崩潰。有人或以為達爾文是經過多年研究,才接受了進化論。其實,在他對信仰的信心減退的時候,他對進化論的信心才建立起來。進化論被用以彌補否定‘創造’後遺留下來的空缺。並不是進化論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學事實解釋得更加合理。進化論只是人摒棄‘創造’後,用作彌補空缺的代替品而已”28。達爾文推出進化論的過程正是如此。

  前面已經談到,達爾文在發表《物種起源》時就面對著幾個極為嚴重的困難。第一是化石的難題:寒武紀生命大爆炸和過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見。他本人承認化石的證據是“最明顯的反對我的進化論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說,對此“我不能提供滿意的答案”,“自然界好象故意隱藏證據,不讓我們發現過渡性的中間型”29

  第二個困難是進化所需要的漫長時間。他提出的自然選擇假說主張連續、漸進的變化。與達爾文同時代的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凱爾文(W. Thomson,Lord Kelvin)用物理學計算地球的年齡只有一千五百萬年到三千萬年,不足以令進化論成立,使達爾文很惱火。但開爾文用物理定律所得的結論,達爾文又無從反駁,故他稱凱爾文為“討厭的幽靈”。同時,儘管化石的記錄支援地球環境突變或災變的假說30,但達爾文仍接受了與化石證據不符的賴爾的均變假說。因為這不僅與他的連續、漸變的進化假說相似,而且可以提供進化所需要的漫長歷史時期。第三,創造的證據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個好例子。達爾文承認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選擇形成,以致於他發表《物種起源》之後,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

  筆者十分欣賞達爾文這種坦誠的態度,絲毫不隱瞞自己的困惑、煩惱和驚駭。正是從他本人的內心表白中,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達爾文進化論產生的過程:憑著無神的、要用純自然的方法闡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決心,基於有限的觀察,提出進化假說,然後選擇性地尋找支持其假說的證據,對不利的證據全然不顧。也就是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主要是源於信仰而非來自充分的科學依據。

  池迪克指出:“科學的新發現並不會叫人改投進化論,反而是人對哲理和神學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創造’,由一個世界觀跳進另一個完全相反的世界觀。”“今日,許多人仍未察覺進化論的本質,不認識它屬於哲學過於科學範疇。人們先是思想變了,才接受達爾文主義。人們需要一種自然主義的律,解釋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創造論,達爾文主義恰巧能填補這個空缺”31。所以,《物種起源》問世時,解放神學家們表現出比科學家更大的熱情。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經清楚地指出進化論與信仰的關係:“現在我們以進化的概念來看宇宙,再也沒有空間容納一位創造者或統治者了”32

  美國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國的國家。但美國對神的信仰近幾十年來在急劇衰退中。寇爾森博士(Dr. Charles Colson)尖銳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國民主政體的道德基礎。近至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還毅然決然地拒絕國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張。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這樣說:‘我們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們政體的創設是基於天地間有最高主宰的大前題。’想不到短短幾年之後,法院卻出爾反爾,否決了在學校准許禱告之案。不能在課堂正式祈禱固然不能阻止我們隨時隨地禱告,但這提案卻反映了社會的傾向:在國事上,基於宗教信仰的價值觀逐漸消失了。在美國政壇上,這個決定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是一個足以引發斷層的地震。”“至七十年代,傳統的猶太教與基督教所共有的價值觀被忽視的情況有增無減。在政壇上、國事上,宗教被視為落伍甚至是妨礙。最高法院的決策越來越趨向無信仰,甚至公然敵對宗教,一九七三年的墮胎合法化就是一個反教的高峰” 33。和法院一樣,美國國家科學院現在仍堅持自然主義的哲學觀,致力於“用純自然的過程來解釋一切現象。”科學被視為認識真理的唯一途徑。達爾文的進化論被人披上科學的外衣。因此,堅持進化論,教授進化論變成一種有“科學水準”的時尚。由於進化論與學術界流行的自然主義世界觀十分投合,科學家和解放神學家來不及對進化論作徹底的瞭解和慎密的審視便全盤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種權威的方式向大眾傳播進化論。因此人們以為,在課堂教授的、寫在書上的進化論一定是真理。

  其實不然。在筆者的學生時代,不僅進化論被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科學,而且學校的課程設置也直接為政治所左右。上大學時,課堂上只能講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遺傳學,孟德爾和摩爾根的遺傳學則被冠以“唯心、反動”,一棍子打死。後來中蘇關係出現裂痕,李森科的劣跡被揭露,孟德爾的遺傳學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並立即得到學生們的認同。所以,進化論被寫入教科書並不一定表明進化論是真理。

  我們一般人所持的進化論觀點主要是從老師那媗巨荂B教科書上看來的,並非基於對進化論的立論依據的深入考證。試問,在今天仍相信進化論的人中,有多少人讀過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原文版呢?也許,認真把《物種起源》的中譯本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的人也不多。

  一般人是如此,研究進化論的專業人士的狀況又如何呢?彼得遜(Colin Patterson)是英國自然博物館的資深古生物學家。該館出版的進化論簡介就是他的手筆。一九八一年他在美國自然博物館作了一次演講。他詳細地比較了創造論與進化論,認為兩者主要是靠信心接受。演講中他向在座的專家們嚴肅地提出問題。他說:“你們能告訴我進化論堶惘陪一條、任何一條……是你確實知道、完全無誤的真理呢?我曾問過自然博物館地質部的人員,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靜默。我又問芝加哥大學進化形態學講座的聽眾,內中有一群著名的進化論學者。等了很久還是一片沉寂。最後有一個人說:‘我確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課程中不應該教進化論’”34

  我同意社會理論學家克斯脫(Irving Kristol)的看法,如果慎重聲明進化論是綜合各家不同學說、建立在不同假設上的理論,而非不可質疑、完全可靠的事實的話,進化論作為一種科學假說在學校教授是無可厚非的。

  幾年前美國阿拉巴馬州政府通過一項律法,要在該州公立學校的教科書上加一個通告: “警告:這本教科書討論的進化論,是一些科學家對生物(如植物、動物、和人類)的起源提出的科學上的解釋,是一個有爭議的理論;當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現時,無人在場,所以,任何關於生命起源的陳述應該被當作理論而不是事實。”Warning : This textbook discusses evolution, a controversial theory some scientists present as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origin of living things, such as plants, animals and humans, no one was present when life first appeared on earth, therefore, any statement about life’s origin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ory, not fact. (to be on textbooks for public schools in Alabama)

  最近,美國堪薩斯州教育局(The Kansas Board of Education)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星期三)通過決議:從該州公立學校的科學課程中取消進化論的教授。儘管一些地方的學校仍可能決定教授進化論,但在該州的估評測驗(State assessment tests)中不再考進化論。

  可是,先入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誤認為真理而固守。幾年前筆者到一所大學訪問並作了一個福音短講。聚會結束後有一段自由交談。一位博士生走近我問道:“你相信進化論嗎?” 我回答說:“我過去相信,現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應極為強烈、率直:“你連進化論都不相信,我們就沒有什麼好談的了。”說完後就走開了。我不禁一陣籲噓:他是學物理的,我是學生物的,也許我對進化論的瞭解會比他多一點吧?他為什麼不問一問為什麼我過去信進化論而現在不信了呢?為什麼他對進化論有如此強烈的信心、以致不屑與不信者交談呢?從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信主以前的我。

  當我們明白了創造與進化之爭的實質不是學術之爭,乃是兩套哲學、信仰系統之爭後,如果你現在仍相信進化論,也望存一顆開放的心,認真地把創造論、進化論作一番比較,以便重估自己的觀點。只有虛心聽取不同觀點並作深入思考,我們才能不斷修正自己的思想體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

  基督徒的看法

  基督徒對生物起源的看法大體有三種。第一種叫權威創造論或科學創造論,第二種稱為神導進化論又被稱為進化創造論,第三是微進化論。

  持權威創造論觀點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釋《 聖經》 ,認為宇宙萬物是神在六日內創造的,一日是24小時;全然反對任何進化的觀點。他們認為宇宙很年輕,地質的變動乃是挪亞時代的洪水所致。莫瑞士博士(Dr. Henry M. Morris)所著的《科學創造論》(Scientific Creationism)可謂其代表著35。近年來,美國創造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的學者們著力研究Mount St. Helens火山(八十年代曾爆發)和大峽谷(Grand Canyon),得到不少支持地球年輕的證據。

  《科學創造論》 從科學的角度論證進化論面對的困難,提出許多地球年輕的證據。比如說,有人測定地磁場正在衰減之中,其半衰期為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說,地球的磁場在一千四百年前是今天的兩倍,二千八百年前是四倍。以此類推,七千年前的強度就是現在的三十二倍。如果地球的歷史有一萬年,地磁場的強度就等於一個磁星,更不用說幾十萬年前了。科學家們對現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預想的要快得多。

  神導進化論相信神,又相信進化論,認為各類生物和人是神用進化的方式創造的,相信地球歷史遠久。

  微進化論則介於上面兩種觀點之間,不象權威創造論那樣拘泥字義,又不全然接受神導進化論的合成進化論。他們相信神所創造的生物的祖先有可能經過某些有限、微小的進化過程才演變為今日的種類。錢錕博士是這樣論述微進化論和廣進化論(即達爾文的進化論)的; “在分類學的‘屬’或‘種’的層面上,生物是可以有一定的變異能力的。不同屬的植物能雜交,產生新種例證比動物為多。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以上都是有限度的變異,可以稱為 ‘微進化’。……雖然什麼是‘種’仍有爭辯,但微進化這樣小範圍內的改變是事實,是人人都當承認的。”“廣進化需要解釋的是整個生物界全面性的大問題。例如:生命是怎樣來的?各大類的動、植物、微生物到底怎樣來的?複雜的器官如眼睛和翅膀又是怎樣來的?… 很多人,包括反對進化論者在內,誤以為證實微進化就等於證實進化、等於證實一切!這種錯誤一點就破,不應再犯”36

  筆者認為,權威創造論和微進化論有很多相同之處,即相信《聖經》的記載是完全真實無誤的。神導進化論的最大弱點正在於與《聖經》的記載不吻合。《聖經》中明確說神是“ 各從其類”造的各種生物,是按自己的形象、用塵土造的人類祖先亞當,用亞當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參見〈創世記〉第一章)。如果人是神用進化方式造的,那〈 創世記〉 的記載就只能是一個故事或隱喻,這會引起信仰上一連串的問題。這正如潘柏滔在《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一書所指出的那樣:“神導進化論者需要向一個不信的世代證實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同時他們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們不接受創世記頭數章的歷史性,而同意進化論所言人仍是經天演過程進化而來的。他們把創世記當作隱喻和詩章,這種解釋法大大削弱了上述兩個基要真理的立場。他們既然否定第一個亞當的歷史性,那麼成為末後亞當的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的歷史意義, 不也就變得暗昧不明了嗎? ”37

  再說,主耶穌再次重申了人是神造的。他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太十九4)。使徒保羅也多次肯定亞當的歷史性。他說:“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類的預像“(羅五14)。如果置《聖經》這樣明確的教訓於不顧,非要說亞當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作為一個基督徒,他就應該重審自己的信仰了。

  這幾種觀點中,關於地球的年齡和人類的年齡是一個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測年法,地球有四十億年左右的歷史;人、猿分手大約在七千萬年左右,文明人(以用火為標誌)也有一百萬年的歷史。神導進化論和微進化論基本接受這一看法。但權威創造論相信地球年輕,人類的歷史僅有一萬到幾萬年。

  筆者相信《聖經》的說法,生物是神各從其類造的,不是進化來的。雖然微小的進化,如從野生到馴養所引起的變化,育種學家培育的動、植物新品種等,可能發生,但難以超過 “種”或“屬”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導致進化的發生。至於地球和人類的年齡是年輕還是年老,筆者則持開放的態度,因為《聖經》沒有明確記載。

  關於年齡,有幾點值得提及。第一,〈創世記〉記載,神在六天造宇宙萬物。按希伯來文的詞意,“天”可指白天、一晝夜或一段日子。另外,《聖經》說,“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後三8)。所以,〈創世記〉記載了神創造的順序,而未確切的告訴我們“六天”是多長。第二、由於人類化石稀少而不完整,有時很難確定是人還是猿的遺骸;判斷中,研究人員的主觀性較強。第三、確定化石、岩石絕對年齡的放射性同位素法,由於一些前設(如衰變的零點、速率,等等)難以準確,其測定的年齡常常大於實際年齡。第四、近年分子生物學家分析人細胞中腺粒體的DNA(mt-DNA)和男人Y染色體上的 ZEY基因,認為第一個男人和女人距今二十到三十萬年38。梁裴生博士指出,“人類學家曾經以為人種Homo Sapiens最低限度必在早幾十萬年前就已出現,但自七十年代以來,學者們幾乎一致認為;‘人類(Homo Sapiens)大約在四萬年前似乎不知從哪里出現’” 39

  一八六五年英國科學會發表了一篇由六百一十七人簽署的關於宗教與科學的宣言,現存於牛津博多倫(Bodleian)圖書館。其宣言如下:

  “我們以自然科學家的立場發佈我們對於科學和宗教關係的意見。現在科學界若干人士,因為探求科學真理,從而懷疑《聖經》真理及其正確性;吾人於此,深感遺憾!

  我們認為神存在,一方面寫在《聖經》上,一方面寫在自然界,儘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卻絕對不能彼此發生衝突。

  我們應當牢記,物理科學,尚未臻于完善,尚在不斷改進之中;目前我們有限的理解中,彷佛對著鏡子觀看,還是模糊不清。

  現在許多自然科學的學者,對於《聖經》,不加研究,徒憑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懷疑反對,這種態度,實不能不令吾人為之痛惜。

  我們深信,每一位科學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目的,在闡明真理。倘使他們研究的成果,發現《聖經》和科學有所抵觸(其實只是對《聖經》的曲解),千萬不可輕率武斷,以為他的結論是正確的,《聖經》的記載是錯誤的;而應持客觀的態度,平心靜氣,聽神的指示,確信二者必然相符,絕不可偏執成見,以為科學和《聖經》,有衝突分歧之處。”

  英國科學會的宣言至今已逾百年,現在讀起來仍非常親切、中肯。我們需要做的是,堅信《聖經》,堅信科學和《聖經》決不會彼此相悖;對在進化論或創造論中有待進一步澄清的問題,耐心等待更多的科學發現,正象關於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發現一樣。

  達爾文與進化論

  一八○九年,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於英格蘭的近威爾士邊界的商業城鎮蘇茲伯利(Shrewbury)。他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他父親是一位成功的醫生。他五歲時,母親便去世了。他曾被送到該城的一個學校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近七年。因他對語言學毫無興趣,十六歲時進入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學醫,當時他哥哥伊拉斯莫斯(Erasmus)也正在該校學習。他父親希望達爾文能繼承祖業行醫。然而,兩年的學習和兩次見習無麻醉的手術後,達爾文開始頭痛、心悸、翻胃、嘔吐和腹瀉。出於同情,父親讓他進入劍橋的基督學院(Christ's College, Cambridge)念神學預科,以便將來有一個令人尊敬的職業。經過三年的學習,他二十二歲時通過了文學士(B.A.)的考試,即將成為一名牧師。他特地選擇了在鄉間的英國聖公會教堂,為的是在牧教之餘可以從事他所喜愛的狩獵活動。

  如果達爾文成了一名醫生或牧師,恐怕世界上沒有什麼人知道他。命運的安排使他作為官方科學家,後改稱為自然主義者或博物學家(Naturalist),出現在獵犬號(HMS Beagle)船上,於一八三一年底開始,進行了五年的科學考察活動。獵犬號船的本來目的是發現和測驗海岸地圖及尋找有商業價值的礦物。但幾年的考察使熱愛自然的達爾文有幸看到未遭破壞的自然界:原始熱帶雨林,各種地層,火山,各種風俗的民族,各種各樣的昆蟲、鳥類和哺乳動物,每種生物與它們所處的環境完美地契合。不少人猜想,達爾文登上獵犬號時是一位《聖經》相信者,幾年的考察生涯才使他拋棄對神的信仰而產生了關於生物進化的思想。這是一種誤解。正象前文提到的,達爾文對神的信仰的衰退在先,然後才轉信進化。為了說明此點,還要從達爾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談起。

  達爾文生長在一個不信的家庭。他的祖父(Erasmus Darwin,1731∼1802)是一位著名醫生,著有兩卷《生理學》(Zoonomia),是第一位使用“進化”(Evolution)一詞的人。他說:“進化乃是一種更新的過程,生物因著刺激、感受、意志與聯想之作用,又因新習性的影響以致獲得新肢體,因此生物擁有借著先天固有的活動而改進之功能,而且能將這種改良後的品質一代代遺傳下去,直到永遠”40。雖然他在達爾文出生前七年就去世了,但達爾文一直對他的祖父非常尊敬。他祖父關於進化的思想對達爾文產生了重大影響。

  達爾文的父親(Robert Darwin)的不信比他祖父更甚。這位身高六尺二寸、體重三百二十八磅的魁梧漢子在家堿O絕對權威。只要他在場,家堛漸籉韞瞏苀ㄔ眸極H取悅於他為宗旨。達爾文從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家庭教育外,幾年的大學生活對達爾文的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在達爾文時代,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都是神學占主導地位的學府,其地球科學仍相信烏雪主教(Archbishop Ussher)的推算,認為地球是西元前四OO四年被創造的。而達爾文進所在的愛丁堡大學卻向任何信仰開放,以致于談不上有什麼信仰。在愛丁堡兩年中,達爾文結識了幾位地質學家、動物學家和植物學家,一起討論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Chevalier de Lamarck, 1744∼1829)所倡導的漸進式的進化學說。也正是在這個期間,達爾文開始研讀他祖父的《生理學》。

  在神學預科期間,三門主修課中,達爾文的古典文學和數學的成績都不好,唯獨喜愛英國神學家和哲學家佩利(William Paley)的神學課程。他不僅學了必修的兩門課,還閱讀了教學不要求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佩利是英國聖公會資深的牧師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學觀相信,神創造這個世界後就遠遠地離開,再不與受造物發生任何關係。

  幾年的大學生涯,達爾文在對神的信仰方面無甚長進,甚至變成了無信仰,為他後來在理性主義和《聖經》 兩者之間的自由選擇開通了道路。

  在獵犬號船起錨前幾個月,地質學家賴爾(Charles Lyell)發表了他的《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使達爾文有機會在航行中閱讀此書。賴爾認為我們今日看到的自然過程是經過漫長的千萬年時間緩慢地、靜靜地逐漸積累而成,即所謂“均變說”。面對瀚浩的自然界,在〈 創世記〉 的洪水和賴爾的均變說之間,達爾文憑信心接受了賴爾的均變說,認為地球的演化經歷了極長久的年日。在這個大前題下,航行結束回到英格蘭後,達爾文一方面撰寫有關這航行的記事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閱讀文獻尋找進化的機制。達爾文閱讀了Patrick Matthew的著作(發表於1831年)和Edward Blyth的著作(發表於1835年和 1837年),從他們文中論及的“自然選擇過程”(natural process of selection)中直接受到啟示,從而提出著名的“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進化機制。

  在此後廿年中,達爾文孜孜不倦地從事這部巨著的寫作。到1858年,達爾文得知另一位英國科學家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 1823∼1913)根據他在馬來亞為研究生物區的結果,提出與達爾文相同的看法時,大為震驚。在他的朋友賴爾和英國植物學家胡克爾(Joseph Hooker,1817∼1911)的力促下,達爾文才放棄了這部巨著的寫作,于當年在倫敦林奈學社( Linnaean Society)以“摘要”(“abstract”)的名義,與華萊士聯合發表了長達490頁的理論,引起了轟動。

  達爾文在世期間,他的著作共出版六次。他親眼看到他的最後一版被譯成幾種主要外國文字。達爾文卒於一八八二年,葬於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這是英國有名人物國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學家牛頓的墓旁。賴爾與胡克爾也葬於此。

  在一些福音書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關於達爾文悔悟的故事。有的甚至說達爾文最後認罪悔改、成了基督徒。其中最著名的是關於霍浦夫人(Lady Hope)在達爾文臨終前對他的訪問。現將張郁嵐博士的《到底有沒有神?》一書中的有關敘述引摘如下,作個例子。“霍浦夫人與達爾文先生一次晤談記要。她說,達氏晚年經常臥病在床,見他穿著紫色睡衣,床頭放些枕頭,支持身體;手中拿著《聖經》,手指不停地痙攣,憂戚滿面地說:‘我過去是個思想無組織結構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如野火蔓延,獲得多人信仰,感到驚奇。’ 他歎了口氣,又談了一些‘神的聖潔’,‘聖經的偉大’。又說:‘在我別墅附近住了三十個人,極需你去為他們講解《聖經》。明天下午我會聚集家仆、房客、鄰居在那兒。’手指窗外一座房子,‘你願否與他們交談?’我問他說:‘談些什麼問題?’他說:‘基督耶穌,還有他的救贖,這不是最好的話題嗎?’當他講述這些話時,臉上充滿光彩。我更不能忘記,他那附帶一句話:‘假若你明天下午三點舉行的話,我會打開這扇窗子,同時你可知道,我在與你一同唱讚美詩呢! ’ (譯自The Shining Light)” 41

  從這段記述看,達爾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但這是否真實,霍浦夫人訪問記是否真有其事呢?泰勒(Ian T. Taylon)在他所著的《 In the Minds of Men - 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書中列舉了充分的事實,說明達爾文晚年並無悔意,霍浦夫人是一個杜撰的人物42

  按泰勒所掌握的資料,關於霍浦夫人的有關傳說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五年,甚至更早一些。他認為霍浦夫人訪問記是虛構的,主要基於兩點理由。第一,霍浦夫人訪問是發生在一個明媚的秋天的下午。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因為達爾文去世是一八八二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第二,霍浦夫人的訪問是否發生在達爾文去世的前一年的秋天呢?即是否在達爾文去世前六個月訪問的呢?泰勒認為也不可能。因為從一九零三年發表的一些達爾文的書信看,達爾文一直堅持他的無神、進化觀點,即使在他去世前一個多月所寫的一封信堙]1882年2月28日),他仍堅持他的無生源觀點:“如果生命能起源於這個世界,這一極重要的現象一定基於某些自然的一般規律。對於一個有意識的神能否被自然規律所證明的問題是令人困惑的,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的思路無法澄清它。”

  由此看來,霍浦夫人訪問記乃出於虛構。那麼,這個故事是誰編出來的呢?泰勒認為很可能是達爾文的遺霜Emma Darwin。Emma比達爾文多活了十四年。Emma出身於英國聖公會獨一神教派的家庭。她素來厭惡達爾文關於人類的道德也是進化來的觀點。她在世的日子,達爾文的進化論並沒有廣泛地被接受。她十分擔心人們會認為達爾文覺得屬靈的信徒們並不比動物來得高明。所以在達爾文去世後,在達爾文年監出版前,她曾讓人塗抹掉某些情節,以維護這個家族的好名聲。“霍浦夫人”的出現也許是愛瑪的這種企望的另一次努力。

  “霍浦夫人”也許會成為永遠解不開的謎,但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達爾文在他對神的信仰衰退後才形成了進化論思想;進化論是達爾文世界觀、哲學觀無誤的表現,而且至死不變。在自然主義世界觀孕育之下,達爾文的進化論應運而生;進化論的稱雄又助長了自然主義的勢頭,對基督教信仰、對《聖經》的權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然而,僅僅過了一百多年,達爾文主義已陷入重重困境之中,無法自拔;而經過數千年的考驗,《聖經》卻仍巍然屹立。經過否定之否定,人們對神存在的真實性、《聖經》的權威性、耶穌復活的歷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深切、更清楚的認識,使更多的人心悅誠服地俯伏在三一真神面前,並努力去拯救更多的失喪的靈魂。也許,這正是達爾文和他的進化論的歷史功績所在。


注釋

1. Henry M. Morris著,《科學創造論》,韓偉等譯(臺北:更新傳道會,1991),頁15。

2. 海弗來著,《科學家相信神》, 劉家玉譯(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 1980),頁35-36。

3. 李志航著。《科學對基督教的挑戰》。臺北:雅歌出版社,1993。

4. 梁裴生著。《真金不怕洪爐火》。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1997。

5. Hugh Ross著,《混沌初開》,李伯基譯 ( 美國:中信出版社,1998),頁20-21。

6. 同3,頁124-140。

7. 李志航著。科學對基督教的挑戰》。臺北:雅歌出版社,頁28。

8. 梁裴生著。《真金不怕洪爐火》。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頁42。

9. Phillip E. Johnson著,《審判達爾文》,錢錕等譯(美國:中信出版社,1994),頁73。

10. 同1,頁37.。

11. 同2,頁51。

12. Phillip E. Johnson著,《審判達爾文》,錢錕等譯(美國:中信出版社,1994),頁51。

13. 同上,頁54。

14. 同上,頁50。

15. 同上,頁82。

16. 潘伯滔著,《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臺北:更新傳道會, 1987,頁 91。

17. 《Science》259(the cover page), 5 Feb., 1993.

18. 《Science News》148:277, 28 Oct., 1995 ; 及《鳥類不是從恐龍進化來的》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1996年11月16日第三版。

19. 李志航等著,《科技與人文》臺北:雅歌出版社, 1995,頁41-42。

20. 同1,頁64。

21. 同4,頁210。

22. 同7,頁42-43。

23. 同1,頁82。

24. 同7,頁44-45。

25. 同7,頁44。

26. 李志航著。科學對基督教的挑戰》。臺北:雅歌出版社,頁71。

27. 周功和著,《基督教科學觀》, 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93,頁52。

28. Donald E. Chittick著,《針鋒相對─創造進化論戰的根源》,曾文斌譯(香港:天道書樓,1993),頁41。

29. Phillip E. Johnson著,《審判達爾文》,錢錕等譯(美國:中信出版社,1994),頁65。

30. 同1,頁178。

31. 同1,頁15。

32. Reinhold Niebuhr(ed.). Marx and Engels On Religion. New York: Schocken, 1964,P295。

33. Charles Colson著,《當代基督教與政治》,陳詠編譯(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2),頁14-15。

34. 同3,頁21。

35. Henry M. Morris著,《科學創造論》,韓偉等譯(臺北:更新傳道會,1991)。

36. 《Science News》148:277, 28 Oct., 1995,頁39。

37. 同3,頁251。

38. 《Science News》148:277, 28 Oct., 1995,頁43;及《Science》268: 1183-1185, 26 May, 1995.

39. 梁裴生著。《真金不怕洪爐火》。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1997,頁48。

40. 同3,頁30。

41. 張鬱嵐著,《到底有沒神》載於《認識真理》,美國:《使者》大陸事工部,頁69。

42. Ian T. Taylor. In The Mind Of Men - Darwin And the New Order.Toronto:TEE Publishing, 1991, P.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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